现在看来，该时期画学研究、画论著作出版的丰收局面，其意义并不仅仅出于对传统画论的梳理、归纳，更在于无形中它成了绘画的理论支柱精神坐标，此后，无论西方对画造成多么大的冲击，有多少人多么想否定抛弃这一传统，都无法动摇它在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与崇地位：它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代理论工作者，而且是以后几代孜孜以求的画家（如原广州美院院长郭绍纲曾说，对他绘画创作影响大的是婚礼上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—于安澜编纂的《画论丛刊》一书）。也正是这一学科理论，使得“西式”艺术理论在几乎吞没所有传统理论学科席卷一切时，有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参照系，使得当今的艺术理论建设不能不重新审视这一特殊学科系统，甚至修正、改变它早已习惯了的学术规则。它同时使得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，当人们大声疾呼“发现东方”、“输出东方”的时候，在绘画理论领域找到了一个难得的、可靠的支撑点。遗憾的是，由于各种原因，运动木地板在20世纪上半叶红一时的画学体系建设后续乏人、难以续薪，以至于该学科成了只有宏大框架、没有实质内容的学术符号。